3月3日，周五正午，公益组织“希希学园”的负责人韩雪梅正飞奔在北京五环外的皮村。她要穿过大片低矮的砖瓦房，避开路上满地的秽物，过布满湿水泥和污水的土路，赶到同心实验学校——一所被旧民房包围的打工子弟小学，像往常一样，给孩子们上性教育课。
自这家专注于儿童性教育的公益组织成立，并将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的《珍爱生命》读本引入打工子弟学校，类似的日子已持续了将近3年。
同心实验学校卢新晨老师正在性教育课上为学生教授“月经和遗精”的章节。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 程盟超/摄
3月3日这一天风和日丽，韩雪梅没意识到，风暴正在逼近。
3天前，千里之外的杭州萧山，因为学校失误，一位小朋友将这本需要老师辅导的《珍爱生命》当作课外读物带回家，在母亲面前大声读出了二年级下册的部分内容：“爸爸的阴茎放入妈妈的阴道。”母亲随即震惊。
课上一半，韩雪梅的手机被疯狂刷屏。杭州那位母亲的微博映入眼帘：书中直白的生殖器示意图和另一则防性侵故事截图被发到网上。
随即而来的，是一片怒骂。
这对韩雪梅简直是晴天霹雳。在北京大兴行知学校，北师大团队组织的性教育已平静地实践了9年，而《珍爱生命》则进入了京郊14所打工子弟学校。
好教材？坏教材？
第一次看到《珍爱生命》这套书时，韩雪梅说，“仿佛看到了希望。”
在那之前，她是一名推广科学教育的公益从业人员。突然有一天，她得知自己学校的女学生被一位老师强奸了;过了一阵子，她的朋友，一位体育老师告诉她，自己三年级的儿子被初中生性侵了。
让她不解的是，女生父母觉得这事“太丢人了”;体育老师怕伤害儿子，选择忍气吞声，最终全家离开了北京。
“没有独立价值观的支撑，被人侵犯时，孩子会因为恐惧而丧失反抗的意志。而如果无法正视自己的身体，破除对性的羞耻感，就容易觉得被性侵才耻辱。”韩雪梅一度认为，现在的人们更缺乏的，是价值观。
因此，当她看到《珍爱生命》大段篇幅讲平等独立、尊重他人、作决定以及性不可耻的内容时，认定了“这是一本好教材”。
但她带着教材走进学校，又发现自己想得太美了。
“老师，为什么电视剧里刚出生的孩子浑身都冒血，他会疼吗?”
“为什么非要男女结婚啊?我和女同学不能在一起吗?”她自己6岁的女儿也问道。
这些问题让韩雪梅想到了自己。小时候，母亲会因为“为什么要和爸爸一个被窝”的问题给她白眼，得到性知识的唯一场所是村头的公共厕所——在那里，姐姐们会聊些“大人的事”。快40年过去了，很多性教育的问题仍然没有改变。
针对教材“太直白”“下流”的质疑，编写《珍爱生命》的北师大儿童性教育课题组回应称，“当一个孩子遭受性侵害，他连什么地方被触摸都描述不清楚，如何得到有效保护?”
这也正是韩雪梅的担心。她知道，有小女孩曾反复遭遇父亲性侵，但每次和妈妈哭诉，只会说“爸爸打我”“爸爸弄疼我”，这样的表述长时间得不到重视。
有家长选择只告诉孩子哪里不能碰，这种做法反而令很多专家担心。中国性学会青少年性教育专委会委员、深圳性学会会长陶林觉得，孩子是一张白纸，给予规范、严肃的性知识，他们就会以科学的态度面对;遮遮掩掩、一知半解反而勾起好奇，再加上媒体、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性信息，才可能诱发危险的尝试。
陶林在初中组织性知识科普大赛，结果，台上的学生严肃地抢答、思考，台下的成年人反而偷笑、议论，想歪的并不是孩子。
韩雪梅的实践中，绝大多数孩子也都严谨而轻松地对待性教育课程。
3月10日下午，北京同心实验小学的性教育课照常开始。五年级一班班主任卢新晨要开讲“月经和遗精”。
“女孩子第二性征最显著的标志是什么?”
瞬间，十几只小手举起来，“腋毛!”“错了，再想想。”“是月经!”
面对“你们谁见过带血的卫生巾”的问题，十几个女生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;而当卢老师将卫生巾画在黑板上时，后排的一个男生笑着大喊，“老师，你这也画得太丑了!”
“月经是很正常的，不脏，不恶心，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它?”当卢新晨问出这句话时，孩子们整齐地大喊出了：“不怕!”
韩雪梅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，如果是首次上课，听到“阴茎”“阴道”这些词时，一年级的孩子能齐刷刷地读出来，反倒是五年级的孩子可能会低头翻书，甚至有孩子课前跑来问老师，这节课的内容是不是不能讲。
“我们要帮孩子树立起科学的观念，性的知识和生病、排泄一样，都是正常生理反应，不值得羞耻，这才能帮助他们树立正确三观。”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、性学家方刚表示，北师大《珍爱生命》读本在这方面并无不妥。整体上看，“是小学阶段最好的性教育读本”。
韩雪梅6岁的女儿也是这套读本的忠实读者。读完整整11本书，孩子最好奇的问题是，“妈妈，那么小的子宫怎么能装下这么大的我啊。”
她没预料到网友认为读本会带坏孩子。当有16年性教育经验的一线讲师胡萍指责《珍爱生命》盲目模仿西方，脱离实践，会给孩子造成心理阴影，是“隐性性伤害”的时候，韩雪梅被气得啜泣，一晚上睡不着觉。
胡萍表示，性教育要讲究“优雅”和“审美”。《珍爱生命》中出现的“插入”“高潮”“性交”等词语超越了小学生的认知规律，只会惊吓到他们，直白的生殖器官图片也没有必要。
她提出了许多具体问题。比如二年级下册展示了父母裸体相拥进行性交从而生育的场面，过于细致的描绘会提前唤醒孩子的性认知，激起模仿;五六年级谈到了同性恋的内容，青春期的孩子恰巧在“同性性行为”阶段，讲同性恋可能让他们陷入自我怀疑而焦虑。
《珍爱生命》的编委、华中师范大学性学教授彭晓辉毫不客气地反对胡萍这种观点，“完全在迎合和代表部分保守家长们的需求”。
在他的学术认知中，同性恋是先天决定的，也没听说青春期会有“同性性行为”阶段。反倒是很多同性恋因为压力缺乏疏导，会在中小学阶段展现出情绪甚至精神问题。
周五下午，北京同心实验小学，一名男生大喊着：“三八妇女节就是处女膜撕裂变成女人的日子。”
这个孩子承认，信息的来源是“每周末都会看的一些网站”。
卢新晨曾有意调查这些不良信息的来源，结果令他大吃一惊：这些五年级的孩子会传阅黄色电影，上黄色网站，在玩游戏时接触到色情广告，甚至从长辈那里听到黄段子。
真正危险的性信息无处不在。曾有二年级的孩子问韩雪梅同性恋是什么，还有四年级的小男孩问她嫖娼的问题。面对五花八门的社会新闻，以及同居、裸露、未婚先孕的镜头和肆意美化的耽美文化，她认为正规性教育是抵御它们的唯一办法。
恐吓式性教育“恐吓”了谁
在韩雪梅谋求进入校园的过程中，同心实验学校校长沈金花痛快答应了。这个校长看到，自己学校有学生六年级毕业就去和男人发生性关系，流动儿童被性侵的事也不少。
可韩雪梅给其他打工子弟学校发去的联系，很多都石沉大海。
也有校长答应开展性教育，只是要求韩雪梅多带点剖腹产、堕胎的图片来，“越血腥、越吓人越好”。对于这些要求，她都婉拒了。因为流动儿童子女本来就难以融入当地社会，再用“恐吓”的方法去教育，恐怕引起心理障碍。
不幸的是，在彭晓辉眼中，大部分中小学对待性教育恰好就这两种态度：一种是根本不当回事，胡乱应付，让校医、体育老师或者生物老师每学期上节“生理保健课”，甚至发本生理知识课本了事;要不就是狠抓“恐吓式”教育，孩子别犯事是关键。
对于后一种态度，这位研究了25年性教育的专家坚决反对，本身不科学不说，更可能给孩子带来心理创伤。在他的大学课堂上，有女生小时候与同龄儿童互相抚摸，到中学接受了“贞洁教育”，便觉得自己不再“纯洁”，自卑到成年，一直有心理包袱。
事实上，2008年，教育部印发了《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》，明确了从小学到高中应该掌握的“生长发育与青春期保健知识”;2012年实施的《小学教师专业标准(试行)》，提到小学教师要掌握对学生进行青春期和性健康教育的知识和方法;国务院发布的《中国儿童发展纲要(2011-2020年)》则明确指出，要将性与健康生殖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课程体系。
真正的问题在于，这些文件没有任何具体实施方法，更没有违背后的惩罚措施，全都是原则性规定。开展性教育实际上成了各学校校长决定的事项。
“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和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还规定了开展性教育的相关内容，严格来说，不开展性教育的校长还违法呢。”彭晓辉告诉中国青年报·中青在线记者，校长们不一定担忧理论上的违法，却在乎现实的压力。
性教育课程不进入学校考评，不涉及升学压力;反倒是开展了，“哪怕99个家长说好，1个家长投诉，校长就可能要倒霉”。
最近，韩雪梅一度在公共平台上答疑，回应网友对《珍爱生命》的疑虑。可迎来的却是一些网友毫无理性的破口大骂。“唯恐学校不乱，给六七岁孩子教性知识，五年级还不乱套?”“混蛋!教孩子在小学就失身，中学就没处女了!教育败类!”
韩雪梅的好友曾被人骂作“干性教育不得好死”。彭晓辉在公开场合被人辱骂、殴打，甚至泼粪。
一个尴尬的问题是，决策部门的暧昧态度和反对者们的疑虑构成了恶性循环。
在同心实验学校，性教育课程就曾被一名学生家长叫停。
这位父亲找到学校，“公立学校不开这门课，也没这门课。咋就你们来做呢?”
想破除这种局面，彭晓辉觉得，最好的办法还是决策部门站出来，以行政决策引领社会的风气，“不能被少数保守的人牵着鼻子走”。
在一些发达地区，政府已然迈步。陶林担任深圳市计生协会副会长期间，促成了深圳卫计部门、教育部门以及学校三方合作开展性教育的体系。此番合作下，开展学生家长共七八百人齐聚一堂的性知识讲座相当普遍，鲜有家长提出异议。
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这场艰难又有希望的实验
希希学园缺钱缺人，专职工作人员只有3名女性，筹得的经费也只能勉强支持14所打工子弟学校开展性教育。
同心实验学校刚开讲《珍爱生命》时，所有班主任都亲自授课。两个学期后，坚持下来的只有卢新晨一人，其他班级只能培训志愿教师入校上课。
韩雪梅完全理解这些老师。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教书，收入低、压力大。再加上一门带不来任何收入的课程，很多老师不堪重负。
在给孩子们讲授月经时，卢新晨提到，这期间不要再进行剧烈运动，否则会引起血崩。
“老师，什么是血崩?”稚嫩的女声紧跟着响起。
“出很多血，是一种危险的情况。”
议论声在班里瞬间炸开，卢老师随即转换了话题。但几分钟后，女孩子还是念念不忘地再次举手，“老师，失血过多怎么办啊?”虽然卢老师解释称这种情况很少见，发生了就去看医生，可提问的女孩依旧眉头紧锁。卢新晨一时没意识到，这一章节讲到“月经期间过度运动会引起不适”即可，不应该引入让孩子害怕的“血崩”概念。
教师培训、听课督导和教学经验交流都能给予老师支持。韩雪梅坚信，如果有更充足的经费人力，各个环节更加完善，教学效果会更好。
给打工子弟教授性教育，困难也的确倍增：他们的父母无暇照顾孩子，性教育知识更是少得可怜。
卢新晨班级的一位男生抱怨，如今爸爸回家就玩手机，妈妈不识字，“没人教这些事”;另一位女生则嘀咕，自己已经来过月经，但只是“应付过去了”，妈妈并没有教她处理的方法。直到当天上了课，她才明白。
韩雪梅曾在一年级的课上发现一名坐在教室后排的男生默默自慰。调查之后才发现，因为条件限制，孩子和父母租住在一间屋子里，孩子还没睡着，父母就发生性行为，没有遮掩。韩雪梅相信，在流动家庭，这绝非个例。
两年前刚开课时，五年级一班的这群孩子大多觉得“很恶心”，有的甚至捂住眼睛，堵住耳朵。
即使具体实践方法不同，大多性教育工作者都将保证孩子一生安全快乐，不被性问题困扰作为奋斗目标。胡萍回忆，自己上完课后，有小女孩找到她说，自己家经常和另外一位叔叔出去郊游，这位叔叔会趁父母不在抚摸自己。直到今天，她才知道自己被侵犯了。
“那你打算怎么办?”
女孩想了半天，告诉胡萍，“以后郊游，我会一直在妈妈身边，拒绝那位叔叔!”
胡萍说，看到一个女孩真的成长了，“这是最高兴的时刻。”
韩雪梅也相信，帮助希希学园做性教育的人完全是被爱和责任感驱使。有的打工子弟学校没有经费，依旧成立了性教育教研组，任课老师们能为“讲预防传染病要不要给孩子们展示避孕套”争执上大半天;有的志愿者下班后，饭都不吃就赶来上课，还要趁课间休息时间掏出手机，参与公司的电话会议。
持久的努力下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参与到这场艰难却充满希望的实验中来。
几天前，韩雪梅的邮箱里收到一位女大学生发来的志愿者申请邮件。
她想都没想，就回复道，“这个周末，我们上课选用的教材正面临质疑，收到你的邮件，觉得充满力量。”
几分钟之后，女生为这事发了条朋友圈。只看一眼，韩雪梅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滚了下来。
那上面写着：为众人抱火者，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。为自由开路者，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。(记者 程盟超)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