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方的一些社会学者把“创新”用专有的术语“失范”来表示。其意义就是失掉社会中的一些规范，认为是人原有本性的一种强有力的“释放”。干别人没有干过的事，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；同时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，是一个民族发展中不竭的源泉和动力，所以欧美国家早就开始了“创新”的教育。为了保护“创新”还实行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，以使创新的动力得到激励和保护。
在学校教育中要想实现对创新人才的培养，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最大程度上去顺应学生的兴趣，恢复学生的天性。正如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说的那样：“一个人要出成果，因素之一就是要顺乎自己的兴趣，然后再结合社会的需要来发展自己的特长。有了兴趣，‘苦’就不是苦，而是乐。到了这个境地，工作就容易出成果了。”现代伟大的学者钱钟书，他小时候的学习就是靠兴趣，且从不循规蹈矩，对中国文学及英文有特别的偏爱，对数学却没有丝毫的兴趣可言。1929年钱钟书投考清华时，国文、英文均考满分，唯独数学仅考了15分，当时清华大学的校长罗家伦破格收取了他。其实按清华当时的规定钱钟书是没有一点希望被录取的，罗家伦绝对算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校长，钱钟书也绝对算是一个有创新精神的学生。著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也是一样。1931投考清华时，文史、英文也均考取满分，数学也只考了6分，后被清华当时的校长翁文灏破格录取。清华之所以能名扬海内外与其创新的精神是不可分割的。
中小学生是民族的未来，我们更应该注重培养其兴趣，革除传统教育中“只求听话”的模式。要求学生在学校里听老师的话，在家里听父母的话，这就必然导致其进入社会后凡事听领导的话、听爱人的话，缺乏主见。当然，我这里并不是绝对地反对学生“听话”。漫长的封建社会就是培养只会“听话”的顺民，才扼杀了中华民族中最具活力的创新精神。我们的教育是要把学生从听话的规范教育中拯救出来，恢复学生的自由思考的天性，把学生的思考空间留给学生自己，当然教师对此也应加以强有力的引导。进化论大师达尔文幼年时记忆较差，他所修的课程中大多不及格，读中学时被迫退学。但他在幼年时直到中学却极专于捉虫子，这便是他的兴趣。后进入剑桥大学后，达尔文对他的神学专业几乎没有任何兴趣，幸运的是达尔文遇到了一位好的导师亨斯罗，亨斯罗对达尔文“捉虫子”的兴趣加以肯定后，又对达尔文进行了引导，最终也成就了这位世界著名进化论的创始人。我们的教育常常强调“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”这个信条，但去攀登时也要考虑其有没有兴趣，有没有这个天赋。我们不能强求学生对不感兴趣的东西也去努力的攀登，只有对感兴趣的东西在攀登时才有趣，并视之为快乐的事。相反则视为难事，是件痛苦的事，或许根本攀不上。爱因斯坦读中学时许多功课不及格最后被迫退学，考大学时竟有三门功课不及格，但他在五岁时就已对指南针总是指向一个方向感到好奇，凭着这种兴趣，最终成为世界伟大的物理学家。因此，没兴趣的东西何必去攀登呢？
近年来中小学生学习负担过重，也最直接地影响了创新人才的培养。学生日日忙于看书、记忆，参加着大小不同的数次考试，他们根本无法抽出时间去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。过重的学习负担使学生失掉了自己的兴趣，便谈不上创新。所以家长、学校应从儿童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，不要用一种僵硬的模式去规范学生，把教育看成一种功利性的东西加以操作，过早地以社会庸俗法则去扼杀儿童，因为，这无疑是对民族的一种罪过。
